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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文化的特点

[ 浏览次数:2966 日期:2010-08-21 发布:岐山县人民检察院 来源:法律论坛 ]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伯强调,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1]。而学者J.H.Merryman在论述与法律文化一词极其相似的“法律传统”这一概念时,指出,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是:关于法律的性质、关于法律在社会政治体中的地位、关于法律制度的专有组织和运行,以及关于法律实际或应该被如何制定、适用、研究、完善,及教授的一整套植根深远、并为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观念[2]。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亚概念的检察文化,在探讨其特点时,我们就必须以检察权、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宪政基础、核心价值取向、各国文化传统等为中核展开。
   一、 世界检察文化的共性特点
   现代检察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西方社会分权的制衡宪政思想的结晶,是控审分离诉讼分工的直接结果,在西方国家近代史上,检察官是作为“革命之子”和“法的守护人”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及至当代,检察权完成了从制衡到制衡与人权保障的发展。自检察制度产生尹始,脱胎于传统宪政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检察文化,就在历史的碰撞与回旋中,就在对传统的汲取和对现积淀中,不断折射出个性的光芒。与宪政制度相关联、与价值理念相关联,检察文化表现出一系列个性表征。
   1、当代检察文化是各国宪政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检察文化实质上是国家权力配置文化。
   现代检察制度产生、确立以来,其显性层面上似乎只是一种诉讼制度,其机能似乎只是协调诉讼构架,似乎检察文化只是一种根源在诉讼制度层面上的程序工具主义文化。但是,一旦溯本及源,检察文化实际上是宪政文化的集中反映,特别突出地体现了国家权力之间,特别是行政与司法两权之间力量制衡的张弛程度。
   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检察文化,在分权的基础上,体现出了一种检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力主体、互为对象的交互型制衡现象;而我国及前苏联的检察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下的检察权对国家权力的单向的线性制衡。究其原因,西方国家奉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宪政思想,强调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作为权利制衡重要手段的检察权必然既成为权利制衡的主体,又成为权利制衡的客体。而我国和前苏联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宪政制度,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各项国家权力由最高权力机关分别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在权力配置体系中,专门分立出法律监督权,并由最高权力机关授权检察机关行使,所以,由于监督权的上位性,检察权对行政、司法等其他国家权力的制衡必然体现出单向、线性的特征。以上所述,正是体现出一国宪政思想文化在权力配置的横向方面对检察权的配置和检察文化的影响。
   同时,一国的宪政文化、宪政思想对检察机关内部的纵向权力配置也会产生影响。举例言之,法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其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纵向权力配置就必然“上命下从”;美国奉行的是联邦政体,其中央与地方之间就必然存在各自独立、互不从属的两套检察系统;而日本的宪政思想充满着妥协和改良,其刑事诉讼与检察制度也就表现出东方与西方之间、大陆法与英美法之间检察传统与检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所以,检察文化是各国宪政文化的缩影,检察文化本质上的一种权力配置文化,检察制度类型的选择体现了不同国家对国家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张力的容忍程度。
   2、检察文化是一种价值冲突文化,冲突构成了检察权的天生的、内在的矛盾性。
   一部检察文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斗争史,亦是一部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冲突史。
   从检察制度在封建社会的法国产生尹始,其就是为了加强王权(统治权或称行政权)对司法权的限制而生。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检察制度得以保留并被富予新的内涵。检察权在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宪政思想中涅磐,成为行政权与司法权交互制衡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调控器。
   任何权力在本质上都具有扩张倾向。正是对侦查权、控诉权、审判权集于法官一身的纠问制诉讼的不满,从行政权中特别化出了单独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权,检察官成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法定控诉人,从此,行政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实现了通过“不告不理”对法官审判权的限制,完成了个人追诉主义向国家追诉主义的转变,在刑事司法领域强化了行政权调控力度和调控范围,同时也有效的遏制了往昔因司法集权(法官集权)追成司法黑暗;另一方面,司法权同样不甘心来自行政权的压迫,在司法独立的旗帜下,通过终局性裁决的宣告,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经常性的宣告政府刑事追诉活动的不当或失败,给以追求效益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予以程度不同的打击,显然,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打击的直接承受者就是检察机关,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对行政追诉权的制约是通过检察机关进行辐射。从上面论述来看,检察权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冲突与相互控制的产物、中介和载体,在制度文化中,检察文化必然是一种权力冲突文化。
   价值冲突也贯穿于检察文化的整个发展进程。今天的检察权,是两种基本权能的综合统一,其一是社会防卫权能,其二是人权保障权能,而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是存在本能的冲突的。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注重追求社会防卫权能的实现,必然会放松对追诉活动程序正当性的严格性的要求,甚至会出现为了打击犯罪,实现社会控制而牺牲刑事诉讼中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要求,致使国家权力过度滋扰市民社会;反之,如果检察机关注重追求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则必然加大社会控制犯罪的成本,形成国家对犯罪控制不利或效力低下的局面,由于不能满足市民社会对社会正义有效、显性实现的诉求,同样可能导致社会情绪的失控,动摇统治。因此,检察制度中涵盖的两项基本权能之间具有本能的价值冲突,同样导致包容了上述两种价值取向的检察文化的内在冲突性。
   除了前文论及的因制度设计、制度权能形成的检察文化冲突,检察文化还因检察权不断成长、壮大而形成的检察权力本身的矛盾、冲突,我们姑且将之戏称为检察文化的“成长烦恼”。权力的壮大及成长必然意味着权力有脱立母权力的思想倾向和行动表现。当代检察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权保障和诉讼效率的要求不断提高,检察权能呈现出扩大的倾向。不诉权、免诉权、缓诉权、辩诉交易权的行使,使检察权原本仅属单纯的程序性求刑权,转化为具有一定实体处分权能的复合性权力,再加之各因不同程度地提高检察官的身份保障,使检察官不同程度的具有了准司法官的性质,由此,在行政权内部,检察权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面对同属行政官的刑事警察而言,对于警查的侦查活动及成果,检察官俨然处于裁判者的地位,于是乎,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检察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官之前的法官”。但是,当诉讼一旦进入审判程序,检察官又成为听命于法官调控、诉讼命运悬于法官之手的一方当事人,这种身份、地位的转变是如此地具有矛盾冲突和戏剧性,也是检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同时,由于检察权发展壮大形成的检察官实体自由裁量权的出现和扩大,也引发了检察权本身和审判权的直接冲突,进而引发效率与公正的冲突。
   统而言之,检察文化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或制度设计、或价值取向、或权力本身内在的矛盾运动与冲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的存在,才是检察制度乃至检察文化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3、检察文体是一种衡平文化,在行政与司法权力之间不断平衡与调和,是检察制度与检察文化得以存续和不断蓬勃发殿的原动力。
   正如前文化所述,在法治的历史长河中,现代检察权产生和发展点点滴滴,无不回响着行政权与司法权激斗的回音。在权力争夺的旋涡中,检察权没有消亡,而是不断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检察权本身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衡平品格。
   在刑事法制的制度层面,正是由于检察权的衡平机能的发挥,使检察官成为“法官之前的法官”,在刑事审前程序中,以上位权和裁断者的身份,对侦查官员的行动及成果,进行指挥、审查和调控,充分保正刑事审前程序的正当性,细心呵护人类社会由“警察国”向“法治国”发展的文明进程;同时,检察官在“不告不理”的刑事司法分权原则下,通过起诉权的行使限制审判权的扩张,在刑事审理程序中,以国家的名义追诉犯罪,以“法律守护人”的身份护法律的尊严,以“站着的法官”的姿态实现民众正义的诉求,以上种种,最大限度的防止法官的恣意和专权,坚守着“审判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项刑事诉讼机能的协调中,公诉权通过其对于侦查权上位性的确定,使检察官成为刑事侦查活动的主导者,通过检察官群体先天所具有的法律素养和程序观念,对侦查官的侦查活动进行理性引导、指挥、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犯罪控制的正当、高效;另一方面,通过公诉权的平等性原则的贯彻,最大限度地保正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知情权,实现公诉权的人权保障权能。当代刑事诉讼中,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项机能的权衡中,检察官应发实现人权优位保障为已任。
   同时,在检察制度的发展进程中,检察权通过不诉权、免诉权、缓诉权、辩诉交易权等权能的创设,亦完成了刑事诉讼中效率与公正这一刑事诉讼这一对永恒矛盾的有效平衡。
   历史的经验表明,衡平是检察文化的固有品格,也正是衡平精神的存在,使检察权有效地调节着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理张力。如果检察文化所固有的衡平性被打破,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纳粹德国的历史教训表明,正是由于检察权丧失了其衡平性,完全依附于行政权,结果,纳粹德国的检察文化堕落为“鹰犬文化”,最终被丢入人类历史的垃圾堆。
   二、中国检察文化的个性特征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检察文化无疑是纯粹的“舶来品”。中国正式引入近代检察制度,自清未修律始。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移植于前苏联。中国现代检察文化,融合了西方检察文化核心元素和中国传统法律的部份价值观念,独具特色。
   1、渊源多元,融合西方检察制度元素和中国本土传统法律价值观念。
   中国当代检察制度系新中国成立后全盘移植于前苏联。就刑事查权、侦查指挥权、刑事公诉权等检察权的基本诉讼权能而言,前苏联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上述权能内容相仿、渊源相同,均属大陆法系的传统检察权范畴。因此,虽中国的检察制度整体移植于前苏联,但就检察权所固有的传统权能而言,中国检察权仍具有来源于大陆法系的遗传血统。
   前苏联检察制度对中国检察制度的独创性影响是其首创的“检察长法律监督”制度。基于列宁法律监督理论而创设的垂直领导、掌握有一般法律监督权的“检察长法律监督制度”呈现了与其他西方国家检察制度本质差异,曾作为无产阶级法律制度的伟大创举被我国全面移植,对我国检察制度产生着根深地固的影响,至今仍是我国检察制度的定位的宪政依据。只不过,法律监督理论在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中经历着不断的调整,与前苏联相较,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双重领导的检察组织领导体系和专门法律监督的检察监督权配置形式。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御史监察”制度就是一种古代检察制度,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检察文化史。其是,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体现,与强调分权、制衡价值理念的现代检察制度是具有非同源性的。但是,中国古代的以“纠举百僚、推鞫讼狱”为主要内容的监察文化,对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如我国检察权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特别配置就是适例。
   新近,特别九七刑事诉讼法颁行后,由于控、辩式庭审模式的确立和人权保障的强调,英美检察文化也对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开始产生影响。当前检察机关施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就具有美国大陪审团审查起诉制度和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的某些特征。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检察制度的渊源之丰富,在世界范围内都独树一帜。
   2、监督文化与诉讼文化相结合,诉讼权能成为监督权能实现的手段,监督活动委身于诉讼程序。
   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当前我国检察权的宪政定位——法律监督权。
   从国家权力性质来看,法律监督权具有上位性、单向性、实质处断性;而传统意义上以公诉权为核心的检察权是一项诉讼权力,具有对等性、双向性、程序求刑性特征,二者本不相溶。
   由于目前我国的检察权的宪政定位是法律监督权,一方面,检察权所包含的各项传统的诉讼权能成为实现法律监督的手段,公诉权被认为是法律监督权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权力本质属性出现模糊;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审查监督权、执行监督权、民事行政监督权)的行使被囿于诉讼程序(刑事、民事、行政程序)的范围内,一项宪法权力在实际执行中却委身于诉讼程序法的调整。
   就目前实然法下的检察权属法律监督权定位,存在以下诘问,其一,作为刑事诉讼主体一方的检察机关,具有追求胜诉结果的功利本能,在现行法下检察机关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是否会妨害审判的公正性?其二、法律监督权作为一种上位权力,在目前仅囿于诉讼程序中由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监督权行使,是否会缩小其权能价值、降低其应有地位?
   可以说,关于中国检察权的定位讨论将日趋激烈,并将为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提供理性指引,将极大的丰富中国检察文化的内涵!
   “虽然中国的进入现代化不得不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体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3]。
  
   注释:
   [1] 《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梁治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2页。
   [2] 《比较法律文化》,H.W.埃尔曼著,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12页。
   [3] 《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自序》第2页,梁治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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